3月16日上午，沈阳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了一起震惊全市的擦鞋匠怒杀艾滋患者案。当地多家媒体称之为“一起都是受害人的庭审”，“事关社会正义，事关国家对艾滋病人犯罪的态度”。（见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分析一下这起特殊的杀人案，社会如何强化对艾滋病人犯罪监管的问题确实需要引起重视了。

　　死者管利鸿曾于1998年和2003年两次被强制戒毒，2002年涉嫌敲诈2.8万元被刑拘，2008年5月被检测出患上了艾滋病。同年6月走出戒毒所后，他高调亮出自己艾滋病患者身份, 频繁出没在沈阳五爱市场附近的“温州一条街”，以种种理由向饭店、发廊等商户敲诈勒索，张口就是几千元。他经常到一家小擦鞋店擦鞋，小店从不敢收费。去年6月16日晚，他再次到店里擦鞋时，不认识管的店员王凯向他要擦鞋费，不想惹恼了他。他从身上抽出甩棍抽向王凯的背和头，随之对店门、玻璃、鞋架子、修鞋机一通乱砸，并索要5000元。店主邱福生赶回小店后赶忙求和，不料管利鸿放下狠话：“不给钱就杀了你们”。于是，邱福生报了警，管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他竟乘民警打电话的机会冲向所里厨房，抄起菜刀和勺子，大叫着追杀值班民警，并将一名民警砍伤。直到一名民警将枪口对准他时，才丢掉凶器逃走。第二天上午，管利鸿再次来到擦鞋店，一通乱砸之后，勒索金额又提高到6500元。邱给了1000元，并不满足的管利鸿举刀就砍。于是，邱福生夺过刀，将其砍死。

　　从上述这起案件看，擦鞋店店主邱福生夺刀将威胁其生命、作恶多端的管利鸿杀死，显然属于防卫过当，尽管有200多人签字画押为其请愿，但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管利鸿自恃“我是艾滋我怕谁”的心理，到处敲诈勒索，动辄打砸，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会秩序，早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艾滋病人犯罪后，往往受不到法律及时、有效地惩处。何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关键问题是社会对艾滋病人犯罪监管不力。看守所条例、《强制戒毒办法》、监狱法等均为看守所和监狱拒绝艾滋病犯人留下了空间。司法部门的“捉放曹”，当然会导致犯人变本加厉。如果派出所抓了管利鸿，司法部门对艾滋病人犯罪监管得力，修鞋店店主邱福生杀死管利鸿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而类似这种司法机关对艾滋病人犯罪束手无策的现象，多年来在杭州、武汉、长沙、深圳等城市同样存在，这无疑是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目标之一是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毫无疑问，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司法不能对艾滋病人犯罪束手无策。因此，对艾滋病人犯罪，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只是要考虑如何防止艾滋病传染他人的问题。这个司法课题，是亟待最高司法机关破解的课题。（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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