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出了两个“最美”的人，一个是最美教师张丽莉，一个是最美司机吴斌，一个舍身救学生，一个用生命守护乘客，一个高位截肢，一个撒手人寰。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用生命履行职业素养，赢得了社会的褒奖，以及爱心的回报。

确实，无论作为教师的张丽莉，还是作为司机的吴斌，他们都坚守了最基本的职业伦理，表现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张丽莉没医保、没编制，顶着“临时工”的身份，拿着每月1000元的工资，却坚守三尺讲台，获得的奖状可以贴满一面墙。吴斌从事他的职业以来，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从没出过任何事故，各项考核都没有被扣分。

如此回顾不难看出，职业考核是面对张丽莉和吴斌事迹无法绕过的事，没编制，顶着“临时工”身份的张丽莉是无数想转正的代课老师中的一员，她需要比别人更用心，做得更出色，才有可能转正。同样，吴斌也要通过各项考核，否则就会被扣分，减少收入，甚至丢失工作。职业考核不光是界定个人与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领取和支付薪酬，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强化人的职业规范，遵守职业伦理，严谨的职业规范被强化，在关键时候就发生了“职业化”或说“下意识”的职业性行为，因为感人的悲剧发生，这份职业规范成就了个人职业化的道德风节。所以，我们在称赞张丽莉和吴斌时，不能不说，对职业规范的严苛遵守，奠定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基石。

可是，职业规范是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是一些规章制度、条例守则，内在的则是契约，一个教师与学校，一个司机与公司的契约。拿吴斌来说，要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合格司机，必须遵守安全驾驶的规章制度，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或义务，并且这些规章制度具化在驾驶一点一滴的操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的最重要作用，无疑是确保剩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司不陷入与乘客的违约之中，即公司与乘客在买票的那一刻起，形成了契约关系，只有司机恪守与公司的契约，才能确保公司与乘客的契约顺利完成，司机才有权利以契约顺利完成为由向公司要求收入、待遇、福利等等。

这样分析，并非要否定张丽莉和吴斌的崇高人格和道德水准，而是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契约在构建道德中的重要作用。笔者不限定于职业道德这个层面的讨论，是因为人的道德可以表现在很多领域、时段，可以表现在工作职业中，也可以表现在生活交易中，只要存在着人与人、人与组织、机构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可归为某种契约关系。这里面都涉及到遵守契约，以及不守约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契约关系中，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或义务，就是在坚守或提升道德底线，每个人的契约意识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密切关联。

人们对张丽莉、吴斌等“最美”的赞誉和支持，反映了人们对现今道德状况的焦虑。但这或许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中国社会正朝向一个现代性社会迈进，现代性意味着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去生活，这就需要独立的价值观念来支撑。这是社会价值多元的前提，价值多元，意味着对原先一统的价值观的突破，有些被遵守，有些被抛弃，有些折中接受，会给人“滑坡”的感觉。但我们也要承认道德也是与时俱进的，上世纪80年代穿喇叭裤是流氓、不道德的表现，现在则不会再用这种道德观视人。不过，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任何时代都需要，不容崩溃，这也正是人们的焦虑所在。

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怎么“匡扶”“滑倒”的道德？很多时候，不能只用旧眼光，也不能单靠空洞的说教，事实上，空洞的道德说教凌空蹈虚无从落地，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嘴巴说干了，入耳不入心，难以形成道德自律。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用契约意识培养道德自律。契约存在于人们工作生活的许多空间，道德也表现在这些空间里，契约意识无处不在，道德自律就无处不在。

我们在建设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是契约社会，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须臾都离不开契约。契约之所以成立，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的规定——否则，不道德的契约，总有一方会无法接受和履行，契约最终难以成立。从这个意识上讲，对契约的虔诚，也就是对道德的虔诚，对道德的虔诚，道德之树就能被扶起。有这份虔诚的浇灌，道德之树将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