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高考进行，江西宜春高三考生柳艳兵却头缠纱布躺在病床上，不能参加高考，实际上他早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5月31日，柳艳兵在客运班车上与持刀歹徒搏斗，引来各方点赞。目前教育部表示，待柳艳兵和另一位受伤考生易政勇康复后将为其组织单独考试，已有一些高校向柳艳兵伸出橄榄枝，愿助其圆大学梦。（6月8日《人民日报》）

高中生柳艳兵、易政勇见义勇为负伤，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也感动着全社会。由于伤重而无缘正常高考，是当事学生的遗憾、家长的遗憾，也是全社会的遗憾！如今，错过一次集体参与的高考，却迎来一次单独的高考，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特别关怀。无疑，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安排，我们为勇敢的负伤学生庆幸，也为教育部门的开明鼓掌！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柳艳兵、易政勇有着不同原因却有着非常类似困难或结果的考生——由于家庭、身体、疾病等不可抗力原因，不能正常参加高考，却无法获得“单独高考”的人性关怀。比如，成都温江二中高三学生吴双4月遭遇车祸，颅骨粉碎性骨折，多脏器受损，但为了高考，住院期间她坚持读书学习，昨天在医护人员的陪护下，坐着轮椅参加高考。吴双的坚持让人感动，但如此伤重还要坚持考试，会不会影响她正常发挥？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否过于死板，太过不近人情？

毋庸置疑，高考是场严肃的考试，而为了确保公平，每组织一次都是一项“浩大”工程，因此，我们不可随意要求组织特殊的高考（包括“单独高考”）。但另一方面，每年高考时总有少数特殊考生，因伤病等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抱病考试”；或由于无法躲避的天灾人祸，与仅有的两三天的考试失之交臂，无缘当年的高考竞争。

这些错过当年高考的学生，其事迹也许没有柳艳兵、易政勇之类的影响力，也不一定都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结果，但在具体的残酷事实面前，或者说无可预料的灾年面前，考生耽搁的可能是一次考试，影响的，则可能是其一生的命运，乃至全家的生活。他们确实需要得到教育等部门的特殊照顾和政策扶持。这是怯邪扶正的需要，扶持弱小的需要，更是建设公平社会彰显社会公正等的需要。

事实上，类似“单独高考”的案例，近年来也发生过。例如2008年“5·12”地震后，四川和甘肃灾区12万名考生延迟参加高考；2006年，福建建瓯市因洪水而延期高考。只不过，这次是由以往的“集体少数”到“单独个别”。但不管怎样，这有力的论证说明的问题是，“特殊高考”并非完全不可行，严肃的高考制度和高考组织工作并非铁板一块，毫无改变的余地和毫无感情可言。

与其像此次有关方面被动应付这临时的、个别的“夺刀少年”案，为何就不能提前研拟出台一套规范制度，明确哪些学生、什么情况下能够或需要组织“单独高考”“特殊高考”？用一个制度化的方案来弥补和完善现有高考制度的一些“缺憾”和“不近人情”，既能避免相关方面仓皇应对的尴尬，落下“思虑不周”的话柄，又可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给类似柳艳兵、易政勇们以制度引导和抚慰，鼓励人们多做善事，以及最大的可能给予其它需要特殊照顾学生们们以制度温暖。当“单独高考”成为社会常态，高考制度将更温暖，我们的社会也将更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