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亿元市长”之称的广州市前副市长曹鉴燎出事已有时日。最近又关注他，是因为媒体再暴新料，称其曾为敛财而屡拒提拔。顿感此公真乃官场一奇葩；再琢磨，深以为其人身上拥有不可多得的标本价值。

接受审讯时，曹鉴燎直言不讳：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他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盖因原有岗位“含金量”不菲。“为敛财而屡拒提拔”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以敛财为做官的最终目标。这些年贪官我们见得多了，却鲜见“屡拒提拔”的主儿。你要说所有的贪官期盼提拔都是为了更方便、更高效地从事权钱交易，也多少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不少官员在自己人生的上升期，还是希望有更高更大的平台，来做更多的事情，开创更大的局面，实现更有光彩的人生价值；至于贪腐，或是后来的事。还有些贪官，获得更大权力则是为了更畅行无碍地发展私人雅好，如有更高级的相机来摄影，收受更稀缺的古董文物来收藏，结交更多的文人雅士以博取好名声——这些当然并无半点正当性。我的意思是，还很少像曹鉴燎这样直奔主题、一门心思为钱，且有了钱只为满足自己最低级的欲望（情人达两位数，付给情人的分手费即高达1700万元）的贪官。或者说，曹鉴燎以自己的行为，极致地解读了一个“贪”字的原始意涵。

有人说，曹鉴燎如此爱钱，何不去经商？这就小看了企业经营者。做企业固然赚钱，但其首要目标却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再高标准的个人生活又能消耗几何，除非你不幸持有病态的消费观。我们熟知的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敬业奋发的标杆。其实又何止企业经营者，再普通的行当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贪官胡长清一句著名的“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已成笑谈。他们能做出那些事儿，又怎堪配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公民。

然而也就是这个曹鉴燎，为官近30年却“边腐边升”，官位直到一个一线城市的副市长，这不得不令人深长思之。应该说，做官做到曹鉴燎这个份上的贪官们，其价值取向已与其无二；同样的，他们居然也都病病歪歪地“升”了上来。嘴边上的话，是我们的干部制度出了问题，这当然不错。而最近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潘维教授的观点似有新意，他以为，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自动保障善治。根本还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四条。

此观点或有争鸣的空间。我则在思考这组织路线（用什么样的人）如何落地的问题。以个人经验，制度虽不可少，但关键在于不可流于表面文章。我们体制内的用人，向来最是神秘，最少透明度。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其实用什么样的人，真正最有发言权的还真是普通民众。因此，不断加大选人的公民权重，才是大方向。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