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很多媒体在报道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了这个标题。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方面定义了何谓经济新常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降至7%左右，显然是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成功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理性选择。

慢下来的GDP，意味着我们将要追寻一种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有权不可任性”是对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阐释：政府权力做的是“减法”，增加的市场活力却是“乘法”。跟随近年来不断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节奏，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另一方面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也要接得住、管得好。

就像地方政府对落后产能与污染大户的不断补贴，是破坏市场正常淘汰机制，让环保技术创新与清洁能源发展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权力的任性而为，即使出于好心往往也会办坏事。想咋办就咋办，或者想不办就不办，利用手中权力牟取私利，干预市场秩序，破坏资源分配，享受审批之笔的快感，凡此种种，都是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要让权力不任性，就要规范权力运行，通过制定权力清单、细化信息公开、强化公众监督等方式，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权力任性在很多时候或多或少与腐败相关。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腐败嫌疑，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之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则是“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为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治理“庸官懒政”——“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针对官员“胡乱作为”，治理“庸官懒政”则是主要针对官员“不作为”。懒政怠政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态度，更会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让“改革方案的含金量”无法展示，让公众不能产生“更多获得感”，从而严重影响改革效率，降低政府公信。

因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所以有权不可任性，因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所以有责不可懒怠。一面规范权力运行、杜绝权力任性，一面治理“庸官懒政”、惩处为官不为，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既不容忍贪官也不容忍庸官，既要求廉政也要求勤政，惟其如此，才能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到了“创客”这个网络新词。一个庄重的政治舞台，一份严肃的政府文件，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人群，所有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使得“创客”进入官方语汇，有着更多耐人寻味的深意。

何谓“创客”？网络新著《创客：新工业革命》中这样描述：他们使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所以本能地通过网络分享成果，通过将互联网文化与合作引入制造过程。一言以蔽之，“创客”就是那些有创新想法，并乐于将其付诸实践的人。由于互联网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创客”往往依托网络想象创新、实现创新，他们是一群“玩”创新的新型人群。

一个新词之所以能在民间流行，并进入官方话语，正说明它切中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从社会层面来看，贫富差距拉大，公平正义诉求高涨，给社会底层更多垂直流动的机会，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积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客”应运而生，一方面，个体迸发的创新精神，能够汇聚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创客”空间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它天然拒绝权力干预、金钱腐蚀，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智力空间，这恰好给了“草根”实现梦想的机会。

对待“创客”，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要管住权力乱伸的手，继续简政放权，为创新活力的野蛮生长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所谓“有所为”，就是要加大对“创客”的政策支持，在创意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搭桥引线、玉成其事，为中小微企业“输血”，让创意想法成功“孵化”。通过“有所不为”固本培元，通过“有所为”输血补气，才能释放出“创客”蕴含的巨大能量。

有人说，19世纪是帝国的世纪，20世纪是企业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个人的世纪。因为在21世纪，互联网为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搭建起必要的基础设施。呵护“创客”，就是呵护创新，让蕴藏在每个人心中的能量充分涌流，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大众创业是富民之本。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调控，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

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给青年人在选择人生线条中多谋一种思维、多担一份责任，多一份人生磨练。“创业”在本质上就是创新精神，激发创造热情。实现小康社会，不但要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要保证经济增长的实惠让百姓分享。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仅要合理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还要激发全民的内心创富动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政府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让各类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热潮成为了经济的新亮点。

比如，从去年3月1日开始，以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年报公示、“三证合一”等为核心内容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陆续在各地“落地生根”。

民间投资创业热情爆发，新注册市场主体井喷式增加。数据显示，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到现在的1.06万户。在推动创业创新方面成果明显，新增企业78％是第三产业，信息技术等创新产业增速达70.32％，这有利地推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增长14.26％，解决了2.5亿人的就业问题。

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创业者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下，一份政府的“权力责任清单”、一份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清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去年，国务院首次公开60个部门的权力清单。之后，多个省份纷纷在网上晒出了全省的权力清单。

通过设定“负面清单”解脱创业者的束缚。只要你有想象力、有创新力，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样一来，人们创新的活力自然就会迸发出来，创新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通过确立“权力清单”限制政府的乱作为。把政府的责任贯穿市场运行全过程，比如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

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策仍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国务院“议”了事，“决”了策，但没有“行”自然也就没有“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大力治理基层官员不作为，才能去除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

去年六月初，国务院就已派出督察组，在各地区、各部门自查基础上，对16个省（区、市）、27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了督查，并在自查和实地督查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此打通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出台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同时，国务院严格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政府性楼堂馆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三公”经费得到有效控制。这些措施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曾说，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主题下，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使整个经济肌体充满生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开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门的“金钥匙”。（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子房先生）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启的对内对外“双引擎”，其所释放出的新动力、新能量，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平稳换挡。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5日在京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定在“7%左右”。

“7%左右”，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备受海内外高度关注。当前，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且不确定。尤其是眼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在中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并且今年还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我们还担负完成“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可以说，把2015年经济增长底线定在什么区间，无疑是今年全国两会最令人瞩目的数字。

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还以一个段落着重对为何把今年经济增速定位在“7%左右”，加以分析和进一步解释。一是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二是有利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2014年，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之下，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虽然这个增速比前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还是稳定运行于合理区间，而且，这个GDP增速，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去年GDP增速7.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主动放缓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至7%左右，笔者以为，这是引领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而采取的方式，预期目标在7%左右定线，意在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有助于托底民生需求，同时也给社会预期和企业投资一个稳定感受。另一方面，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强调要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笔者以为，李克强总理今年报告，通篇有条清晰脉络，那就是调速不减势、着眼“双中高”。

那么如何做到调速不减势、实现“双中高”？面对经济放缓与下行压力加大，李克强总理在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时，提出要把握好“三点”，即一，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二，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三，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笔者认为，这三个重要方面，可以构成政府报告中李克强“经济新政策”的大致路径与方向。为做好中国经济“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开启了对内对外两大动力引擎。

首先，对内引擎是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在报告中认为，“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他饱含激情地说，“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李克强要求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而对个人和企业，李克强激励要勇于创业创新，并提出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在今年政府报告中，对于打造“双引擎”，促进“大众创业”、“草根创业”，以及“万众创新”、“人人创新”，助推中国经济迈向“双中高”方面，都用了整段落、大篇幅、重笔墨地进行工作布置部署。比如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落实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总理就用了三大段落来报告，可谓罕见！可见用心！！！

其次，今年总理报告的开放性特点突显。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筹谋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报告提出要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同时，李克强还把“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重大战略作为对外发展的动力引擎。

报告中，提出要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出去”，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报告还就实行“备案制”对外投资管理方式、出口信保、拓宽外储运用、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以及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等方面，来保障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国际视野的“一带一路”战略，毫无疑问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重头戏”。 “一带一路”主要是解决好互联互通问题，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其中，有些具体政策举措备受关注：比如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总之，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启的对内对外“双引擎”，其所释放出的新动力、新能量，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平稳换挡。可谓经济增速放缓不足惧，“7%左右”增速成色足！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2_123722.html

李克强总理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虑：新世纪以来，我国GDP增速长期保持在5%以上，2012年起下调到7.5%左右，今年要降至7%，这是否反映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预判不太乐观呢？

对此要做具体分析。首先，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大了，增长的绝对值会越来越大，但增长比例会相应下降，这是客观规律。其次，总理也在报告中坦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但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这种调整，并不是被动的。它不仅是适应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要进行深度调整的大形势要求，更是从落实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出发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必须看到，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所积累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突出。包括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还有区域差距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影响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这些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发展的“拦路虎”。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适当地放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既立足当下更立足长远的明智选择。有的同志讲得好，尽管从数据看，7%左右是一个降速的转折点，但更是一个着眼于未来长期稳定增长的转折点。

而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说到底，衡量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不在于增长数字是否不断攀高，而在于人民群众是否认可，感到生活是否改善，是否能从增长中得到实惠。去年我国的GDP增速为7.4%，从数字上看已低于往年，当时就有人预言中国老百姓会出于“对未来预期不好”而“捂紧钱包”、压缩消费，实际上呢？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51.2%，1亿多人出境旅游，今年篮球比分直播：更是一片热烈、祥和气氛，从近邻的韩国、日本到世界各个角落，都对潮涌而来的中国游客带来的羊年“红包”感到惊喜。

而在这一片繁荣欢乐气氛的背后，是由于新一届党中央下大力气抓经济结构调整，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抓改善民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超过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又明显快于城镇居民，而1300多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特别是人数破记录的大学生就业，更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而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一些地方政府靠卖地举债上项目创GDP的做法得到纠正分不开。我们只有挤掉这些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和泡沫，才能实现真正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我们也要“踩着不变的步伐”，使之成为新常态。

当然，尽管中国有潜力长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也要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变数很大。要实现既定目标，还要在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还有就是要报告提出的确保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进一步落到实处，努力不让一个人掉队。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凝聚13亿人的力量和智慧，去完成新的伟大进军。

人民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四个词清晰地勾勒出人民政府的定位、作用。

四个关键词掷地有声，“法治政府”被列于首位，个中深意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什么是“法治政府”，政府工作报告有进一步阐述。即“宪法是我们根本的活动准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

事实上，“法治政府”这个关键词几乎贯穿政府报告始终。从“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到“让各类企业法人财产依法得到保护”；从“让法律成为劳动者权益的守护神”，到“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等，均是从不同角度强调，“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不仅“不可任性”，还要依法治权。

法治是善治的根本。只有将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国家才能走向善治。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10年间，一批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先行者们，笃志革新，砥砺奋进，致力完善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夯实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上百部法律得以制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写入宪法。其后20多年里，执政者们逐步完善法律体系，仅去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法等法律15件，制定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38件。一代又一代人殚精竭虑、拼力突围，为中国法治建设奋楫前行。

中国法治建设行船至今日，其重心不是在于法律体系的构建，而是要强化法律的地位，力纠有法不依，是要让手握权力者不仅要“口中说法”，更要“心中有法”。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尊，是敬重、敬畏。对于法律不是被动的遵守，而是主动的尊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视法律为行动的准绳，视手中权力为人民所予、法律所授。

当下社会，官员们都会在许多场合熟练使用“法治”这个词，但这个词是否真正入脑入心，恐怕未必。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们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要依法行政，一方面又动辄逾越法律，行强征、强拆、强迁之实；还有些官员，一面在台上大唱“法无授权不可为”，一方面则在基层上演着“权力则是法力”；更有些官员，公开场合表态要敬畏法律、执法为民，私底下却视法律为橡皮筋，任意调适，涉及到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法律则可退让。归结到底，法律权威仍然没有完全树立。

今天，当我们梳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法治”关键词，更要省思法律之地位。而法律的权威就是在“依法治权”的过程中逐步树立。

是的，“有权不可任性”，有权亦不再能够任性。我们期待，“权大于法”的时代渐行渐远，法治光辉照耀着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行程。

“最近在忙什么？推介《平凡的世界》啊。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这段不经意的对话，是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活动间隙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推介者曹可凡交流的一个片段。透过中国梦领路者与《平凡的世界》间的点滴联系，足以让我们获得一次近距离体悟中国梦之源的难得机会。

对于很多60后、70后来说，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自强不息、勤劳善良的品质，激励乃至影响着他们的一生。借助最近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不少80后、90后也开始认识、喜欢上了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其实，假如将时间拨回到1975年，青年习近平与青年孙少安、孙少平们也有着一段在平凡的世界里饱尝苦难与抗争的相似轨迹。

正如一家网媒梳理的那样：1975年，习近平和同龄人孙少安、孙少平一起经历了连抢水喝都能闹出人命的陕北大旱；当孙少安困于家境忍痛放弃初恋润叶时，习近平也因为“家庭问题”在入团、入党乃至上学的问题上诸事不顺；当孙少平通过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支撑饥饿而自卑的求学生活时，窑洞里的知青习近平也为了借本《浮士德》徒步走了60里山路。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正是因为在平凡的世界里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艰辛与磨练砥砺，凭着不向苦难低头的倔强和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冲劲，习近平和孙氏兄弟都在梦想的鼓舞下向命运发起了挑战：孙少平进城揽工、孙少安干起砖瓦厂，习近平则北上求学开始了他注定不平凡的追梦路。也或许就是这个时候，中国梦的种子被不经意地埋入了这平凡世界里的黄土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1975年，当习近平走出陕北那片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时，并没有忘记还留在那里的孙少平、孙少安们。而是将千千万万个孙少平、孙少安的没有开花结果的爱情、没有空闲读完的书、没有成功的创业化作了同样一个梦想抗在肩上、挂在心间。40年来，无论是作为县委书记耕耘于河北正定，还是作为省级领导主政福建、浙江，习近平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平凡的世界”里的兄弟姐妹们的梦想，始终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记在心间。每到一个地方，就要造福一方百姓，也就因此有了“正定翻身”“晋江奇迹”“八八战略”这一系列发展佳话。

有道是“怀着梦想奋斗，全世界的困难都要给你让路”。十八大上，习近平说出那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不知道在他脑海里是否浮现过当年在“平凡的世界”里的酸甜苦辣。但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里，一定包含着孙少平、孙少安们当年向往却未能完全实现的梦想。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要努力实现承载了千千万万个平凡世界里的父老乡亲们的中国梦想，就必须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脚踏实地地奋斗、扎扎实实地工作。为了让黄土地的儿女们不再重演孙少安因为贫穷而放弃爱情的苦涩无奈，习近平锐意改革、改善民生。为了让孙家儿孙们都能够免于懒政庸政和潜规则的拖累，享有公平的发展环境去追逐梦想，习近平铁腕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枝一叶总关情”，可以说，在习近平治国理政脉络里的每一个细节，无不渗透着对“平凡的世界”的关注与牵挂。

从《平凡的世界》里的故事开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我们显然难以还原习近平和路遥可能的窑洞对话。但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那些“带着悲壮的激情，在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搏斗”的平凡梦想，是息息相关、情怀相通的。当羊年之初，习近平说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时，已经再次昭示了一个新年好消息：从平凡的世界里走出的中国梦想，将一定不平凡！ （国平）

“我想知道，八项规定省下的那么多钱、反腐追回的那么多钱，都去哪里了？”5日下午，政协无党派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提出的疑问，引起在座委员的热议。（3月6日《新快报》）

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尚且有不少人对某些方面“钱去哪里了”的问题知之甚少，足以映衬现实语境下，广大普通的社会公众，即便有着同样的疑问，恐怕向来只能是“疑问归疑问，糊涂仍糊涂”了。好在当天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主动承担起了答疑解惑的任务，才让在座的其他委员们逐渐茅塞顿开。

笔者发现，这条“钱去哪里了”的两会报道传于网络之后，迅速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纷纷叫好：有赞“就该这么问”的，也有称“节省资金和挽回损失不能总是语焉不详”的……事实上，由于相关质询和求证渠道的不够畅通，反而也会增大公众在财政资金公开透明上的“误解”与“误传”。譬如3月6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专门提到，全国一年的三公经费大概是400多亿，有人说3000亿那是胡说。

应该说，针对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在会场提出的疑问，林毅夫比较清楚地解释了“反腐钱去哪里了”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机会肯定不是人人都有，而当场有像林毅夫这样的“高参”来解疑释惑，要说就更不可能是一种尽可“复制”之道了。那么，对于坊间大众来说，建立一种适合他们的问询机制和求证管道，这才是促进公开透明的合理期待与要求了。否则的话，真相不易得，又岂会不“谣言满天飞”？

不必讳言，“钱去哪里了”的公众焦虑，实际上是诸多方面和领域“公信力如何强”的热点问题。“钱与权”的问题处理得一清二楚，绝不拖泥带水留下容易腐败操作的空间，社会公众怨言不满就会大大减少；相反，“钱与权”的关联，若总是模糊牵扯、暧昧交集，甚至出于种种自我利益的考量，仍想千方百计地给它蒙上一层不够公开、不够透明的掩饰“面纱”，哪怕再多信誓旦旦的自言自语，也难阻绝浮想联翩的流言蜚语。

民进中央在今年的政协全会上提交了两个看似无关却又息息相关的提案：拐卖儿童，严打买方；收养儿童，放开门槛。（3月4日《北京晚报》）

拐卖儿童社会之殇，这一恶疾必须得治，必须找到良方根治，对于这一现象民进中央提出加强法律重责是应该的，但是这重责只怕只打买方是不行的，因为在拐卖儿童事件中，不仅仅是买方面目可憎，卖方如果是获利行为难道不可憎吗？还有就是通过非法偷盗儿童的行为进行拐卖儿童的，这些人不是更让百姓恨之入骨吗？因此在治这一社会顽疾工作中，还需要做到实事求是，还需要按各例开药方，才最有效。

对于放开儿童收养，这一问题提得不好，何为放开收养，这应该有一个前提，对于收养人员的家庭或者是社会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进行审查，收养孩子如果真正对教育孩子有利，对抚养孩子有力，并且个人有能力抚养，这样的收养行为是应该可以的，这样的收养行为可以减轻政府的抚养能力。但是如果收养孩子的条件放宽了，对于孩子收养行为政府相关部门不进行审查了，是不是出现更大的伤童事件呢？以收养孩子的行为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会不会出现呢？当今社会上某些人的功利性较强，在收养孩子时闯法律制度的漏洞为自己谋利，到时候孩子不仅仅受到伤害，对于当今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放开门槛收养儿童还需要政府做好多工作。

拐卖儿童行为是社会上的硬伤，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不仅仅要依靠法治，更需要提高百姓的法制观念，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同时更要提升穷困偏僻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只有多种措施并举，才可能让拐卖儿童事件越来越少。相对于儿童收养问题，需要政府放权，但是放权亦须要严格把关，对于收养人或者相关部门，其经济条件，其思想道德水平，平时对于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等都应该经过审查考核，只有方方面面都到了，这放开收养儿童的门槛也许才能够有想法。

时代改革更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进行，因此对于儿童拐卖与收养等社会问题，民进中央提出来的提案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如何落实还需要政府部门从多方面论证，多听听百姓意见，这样治疾才有底气，这样治疾才能够达到由治标到治本。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向记者透露，他将提交建议取消“思想政治理论”作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科目的提案。他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死记硬背往往能获得高分，但不代表真正的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应参考大学老师的推荐，结合大学几年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再通过研究生入学面试来加以评判。（3月6日人民网）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科院院士，周忠和有建言献策的权力，也应具备参政议政的起码能力。但周忠和建议取消研究所入学思想政治考试，我以为其理由站不住脚。

首先，思想政治考试并非死记硬背的东西。据我所知，研究生入学思想政治考试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理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事热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思想政治考试，考的是学生的世界观，考的是方法论。而世界观、方法论，对于研究生学习乃至将来的工作都很有帮助，研究生入学思想政治考试，显然不是无用功。

其二，周忠和建议参考“大学老师的推荐，结合大学几年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看似有理，实际操作起来很容易滋生腐败。思想政治表现很难量化，只能给印象分。特别是在研究生升学率已经成为一项潜在考核指标的背景下，大学老师的推荐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给人情分在所难免。

其三，高校是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重要场所，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高等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都是十分现实的课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把培养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作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特别是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对我国进行“渗透”的背景下，高等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取消研究生入学思想政治考试，显然与大势背道而驰。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周忠和委员的这一建议具有积极意义。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思想政治怎么考，还牵扯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怎么教的问题。当下的思想政治课枯燥无味是不争的事实。怎样才能让思想政治课深受学生欢迎，从而真正入心入脑，恰恰是当下高校思政课亟需面对并解决的一个课题。

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近日提交提案，建议振兴中国足球必须突破归化球员禁区和修改《国籍法》，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归化球员。（3月5日《新京报》）

引进高水平的归化球员，确实可以带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升，体育界也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包括很多球迷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确实如委员所言，近年来日本足球快速发展，俨然成为亚洲老大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即便是足球巨头的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家队也不乏一些归化球员。但是，为了引进高水平的归化球员，以振兴我国足球，就必须修改《国籍法》，实行双重国籍，这完全就是在胡扯，对归化球员和体育缺乏起码的常识和认知，实际上引进归化球员与有没有实行双重国籍之间毫无关系。

以有一批归化运动员的日本为例，日本就不是一个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外国球员要想成为日本球员，代表日本国家队征战，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放弃原有的国籍。比如最近江苏舜天队引进的外援日籍球星埃斯库德罗，就是放弃了西班牙和阿根廷国籍，加入日本国籍。从日本成功引进归化球员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即便我国不实行双重国籍，照样可以引进一批归化球员，根本不存在制度障碍，关键就看我国政府是不是愿意引进归化球员和广大民众是否支持引进归化球员的做法。

再者，从体育界是实际情况来看，就算实行双重国籍，也不可能引进大牌球员，引进的归化球员只能是二流、三流球员，是没有资格入选母国国家队的球员，比如委员举的几位在中超征战的外援。因为真正高水平的大牌球员，不等我国伸出归化的橄榄枝，还没来到中超赛场上，他们就早早代表母国的国家队征战了，失去了归化资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高水平球员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与我们中国人一样，比较强烈，不是简单的为了金钱或者能够入选国家队就甘愿当归化球员。否则，遍地都是归化球员了。

对于委员建议实行双重国籍，以引进归化球员，大多数人的看法恐怕与笔者一样，结果引进的归化球员没几人，倒是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多了一大批外国人，给贪官出逃外国提供了绿色通道。实际上我国在引进归化球员问题上，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实行双重国籍，而是要为引进归化球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广大中国人能够接受、认同和理解引进归化球员的举措，而不是让很多人在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以及振兴中国足球只能以国民为基础的理念指引下，继续反对和阻碍引进归化球员的措施。

如果说两会是球探体育比分：中国的一个绝佳窗口，每年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是不容错过的一道风景。“政府工作报告的100条干货”“六个数据读懂政府工作报告”“一分钟‘数’说政府工作报告”……置身无远弗届、无所不在的移动互联时代，几乎总理话音刚落，对报告的各类解读已在微信朋友圈疯狂“刷屏”。

在议政建言的最高殿堂人民大会堂，不少记者在领取会议文件后，都会抓紧大会开幕前的时间快速翻一遍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时间一睹为快，一个直观感受便是：报告问题意识鲜明，讲实际、接地气，在言说语态上贴近社会，充满民生情怀。落座后，一边听总理作报告，一边悉心点读文字，更感报告亮点纷呈、饱含真情。简而言之，有三个特点，令人眼前一亮。

扭住一个“时”。 正如报告所言，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过去一年稳中有进，但困难和挑战比预想的大，未来行稳才能致远；从时代的横轴来看，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必须在全球命运共同体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突出一个“实”。总结成绩言简意赅、点到即止，部署工作条分缕析、面面俱到，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明显风格。一串串数字背后，无论是“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等直面痛点问题的厉言宣示，还是“力争让最后20多万无电人口都能用上电”“无论财政资金多困难，惠农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等补齐发展短板的郑重承诺，都可谓以实动人、以实服人。

强化一个“势”。随着近年来GDP增速有所放缓，国际上唱衰中国发展的音量在加大，国内也有人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已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下降阶段。当此之时，看清大势至为关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方面要主动适应、顺乎时势，在奔跑中调整呼吸，踏准发展的节拍；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引领、有所作为，在创新中激发智慧，争取更好的结果。新常态不是新无奈，虽然意味着新困难、新挑战，但更孕育着新机遇、新希望。综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是总理传递出的鲜明讯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今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公布后，引发热议。应当看到，历经几十年持续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巨大的基数之下，即使是7%的增长，增量也可达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一年增加一个土耳其”。正因此，我们应该形成共识，7%左右的增长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要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今天的中国，正如一艘穿越历史三峡的巨大航船。以更务实的态度，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之势，中国经济一定能在披荆斩棘中迎难而上，抵达更新、更高的境界。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南京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陈鑫建议实行分级诊疗，小病应先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看，大病才能转诊到三级医院，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基层，这样可以分流一部分病人。（3月5日《现代快报》）

做手术一站好几个小时，动不动就熬夜加班，这对于一些医生尤其是三甲大医院的医生来说，确实是家常便饭，医生超负荷工作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正因为医生负担过重，超负荷工作，近年来，医生“过劳死”、“医生不自医”现象呈现上升态势。比如2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28岁医生猝死，4日，邵逸夫医院麻醉科26岁女医生猝死……

医生超负荷工作，直接原因的确如医卫界代表委员所言，主要是患者集中到大医院看病，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逼得大医院医生平均给一个病人的看病时间只有三五分钟，一天下来要看上好几十乃至上百号病人。实行分级诊疗，将大医院的患者分流到基层小医院，减轻大医院医生的工作压力。从这点上说，分级诊疗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医生减负，但这未必是医生减负的灵丹妙药，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医生超负荷工作的难题。

医生负担重，归根结底是医疗资源总供给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甲大医院，使得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优质的医疗资源。当医疗资源总供给不足，满足不了公众就医需求的情况下，不管有没有实行分级诊疗，都改变不了医生超负荷工作和医院人满为患的格局。当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甲大医院，患者只信任大医院，不相信小医院的现实下，纵然实行分级诊疗，也只不过是走形式，逼迫患者在基层小医院拐个弯再去大医院，让患者就医增添一道麻烦，仅此而已。

笔者以为，要破解“医生不自医”，切实减轻医生压力和负担，扭转医生超负荷工作现状，关键是要全面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医疗事业，政府财政进一步加大医疗事业投入，做大医疗资源供给的总盘子和大蛋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医务工作者队伍，让医院拥有更多的医生、护士，从而可以有效的落实轮班、换班机制，既缓解“看病难”，又保障医生的休息时间。其次，均衡医疗资源分配，优质医疗资源逐渐向基层小医院倾斜，以增强基层小医院的硬软件实力，从而赢得患者的信任，吸引患者去小医院看病，分流大医院的病患，从而真正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再者，在医疗机构中严格落实劳动制度，保障医务工作者的休息权和休息时间。

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推动工作落实，在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的进程中迈出新的步伐。（3月6日南方日报）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精彩，精准，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讲到了2015年发展的脉搏上，目标鼓舞人心，举措激荡人心，理念精彩人心，意识温暖人心，如何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根据广东的实际做了具体诠释，笔者认为，这个诠释，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

这个诠释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句是迈出新常态发展新步伐。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必须的坚守，这是我们发展的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是我们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的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发展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发展的关键，四个全面缺一不可，四个全面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四大保证，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力支撑，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必须以落实这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宗旨。

迈出新常态发展的新步伐，当前，我们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新常态时代，这是对我们当前发展的准确定位，准确，科学，我们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粗放发展阶段，已经走过了能源消耗阶段，我们的人民需求提高了，我们的发展目标更新了，我们正处在追赶世界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的是创新驱动，这是当前我们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广东发展处在中国发展的前沿，要在新常态发展中迈出新步伐，更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总抓手和核心战略，在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的进程中迈出新的步伐。

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迈出新常态发展新步伐；笔者认为，这是广东2015年发展的特点，也是我们各地发展应该具备的特点。伟大的时代在呼唤，伟大的梦想在引领，2015年，我们扬帆远航，征程更精彩。

两会是中国开年的第一件政治大事。开完两会，各项工作也就陆续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两会已成为体现中国政治生活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国际社会对于两会的关注度在升温。两会正从国内大事向国际大事转变，是增强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的珍贵资源。

固然，两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中国国力增强和政治生活制度化的直接结果，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认知定式，再加上一些媒体的简单化报告，两会并没有摆脱“形式大于内容”的形象，其对中国政治运行的影响，在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没有充分客观展示出来。如此一来，削弱这种制度设计在国际社会上的知晓度和认同度，也没有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的发展成就和制度活力。

要做好两会的国际传播，首先要从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两会的地位。定期化、制度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成熟水平的基本标准。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形式，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二者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构件，也浸染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向国际社会介绍两会，不仅是展示中国政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是在传播中国人的常态政治生活。

内容是传播的核心。两会的参与广泛、议程丰富、内容多样、会期集中，有利于国际传播。除了国外媒体外，国内媒体也越来越重视对外的报道，并且国家为了扩大国际传播做了许多的推动工作。尽管两会始终是中国人自己的会议，也应该树立国际传播上的自觉。现在采用的主要方式包括将大会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邀请在京的各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旁听、不断开放外国记者的采访等。这些方式带有较强的宣传色彩，有主动性，但效果很难评估掌控。

因此，除了要继续提高两会的开放性外，还应该着力发挥两会作为民意表达机构的传播优势，为代表委员提供发表意见、展示民主素质的更多机会和平台;合理提高国际关切在两会议程设置中的比重，为国际传播创造话题，引领热点。有个人魅力、话题热点，才能获得更多关注，自发地产生传播效应。

形式是传播的载体。两会，顾名思义就是以开会为主的活动。这些会议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民主会议，应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有效的传播，打破政治会议单调乏味的认知定式。比如，增加大会直播的场次、开放各代表团的讨论会议，利用网络增加代表委员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开设专门的直播频道。让会议越有参与感，才越能吸引关注，扩大传播效果。

国际传播要依靠翻译作为媒介。中国的政治话语自成体系，要转化成国际社会熟悉的表达方式，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要更加重视两会期间重要文件的对外翻译。从传播的角度，赋予译者必要的自主性，使其能在尊重文本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各语言地区受众的习惯，进行语言的再创作，既能让对方逐步了解熟悉中国的话语方式，也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政治的主旨精神。也要丰富各种文件翻译文本的表现形式，比如增加内容摘要、数据图表，改进印刷样式等。

一个大国的国际形象，核心是国内政治的吸引力。两会应该在中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