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的山东聊城一起故意伤害致他人死亡案，一石激起千层浪，短时间内，众说纷纭，议论纷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辱母杀人案”、“激情自卫”、“正当防卫” 等关键词登上了各社交媒体热门排行。引发群情激奋大讨论的源头，来自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报道。据这篇文章描述“11名催债人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脱下裤子，当着儿子的面用极端手段侮辱母亲。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儿子摸出水果刀刺伤4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而后，儿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这个案件之所以升温发酵，得益于有关方面并未有意隐瞒打压，删帖删文，而是包容透明，让各自观点充分表达，体现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成熟和开放。随着舆情升温，司法机关也主动作为积极回应。最高检察院派员赴山东对该案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媒体反映的警察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山东省高级法院也发布了已于3月24日受理该案上诉，合议庭现正在全面审查案卷的消息。

从目前的舆论走势看，视角多样，观点碰撞，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综合各种观点，大多议论依据一家之言，缺乏多方视角，缺少很多细节。仅仅据此来还原事情真相，难以解释诸多疑问。而坊间依据此篇报道发声，就此得出结论性观点恐怕还为时尚早。

细节恰恰是判断是非的基础，网上发布的一审判决书与前文报道有所出入，据判决书中被告人所述“派出所的民警带来，派出所的民警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让我坐到沙发上，我不配合，有一个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带，我不愿意动，他们就开始打我，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 《刺死辱母者》所描述的是儿子在母亲受辱的情况下刺死辱母者，主题和逻辑关系也是要围绕这个“事实”，被告人在法庭阐述的案发瞬间的情景则与此不符。所认定的事实，并不完全一致。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有所不同。

连日来评论围绕着伦理与道德展开，也有人探讨正当防卫的法理依据，对“防卫紧迫性”作出判断。必要的理性探讨和理论分析是可取的，但需要更多的事实作为评判依据。有些偏激者甚至认为“杀死辱母者的行为，不但不应惩罚，反而需要褒奖”，这样的言论往往把争论引向极端。在这个事件中，公众更要保持必要的理性，不要被过度情感和偏颇言论所左右，如果指望通过“血亲复仇”、“以暴制暴”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感情用事，言辞偏激，跟帖过激，解决不了法律问题。

目前此案已经到上诉阶段，案件程序还未走完。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并无最后定论。随着案情的不断披露，相信还会有很多细节浮出水面，公众不妨多些耐心和定力，给司法机关足够宽松的舆论空间，等待最终判决出炉。司法机关也应顺应民意，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只有公开透明才能有效的促进司法公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

关注舆论及时回应，是阳光司法的进程。法官作为案件的审判者，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的事实依据才是断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无罪的基础，法律明文规定才是量刑的依据。有理由相信，给司法机关时间与耐心，案件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而面对舆情关注，能够清楚的解释判决依据，能够清晰的解答公众疑惑，才是最好的回应。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个周末，朋友圈满屏皆是“刺死辱母者”——22岁的于欢，用带血的刀刃捍卫妈妈的尊严，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空前一致的愤怒，让最高检迅速回应并介入调查。然而，需要重新审视的，不独是于欢母子的遭遇，更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小民企身后，无法逃避的民间借贷噬人的狰狞。

于欢之母苏银霞，为了让命若游丝的企业继续喘息，向所谓地产商人吴学占（已因涉黑被警方控制）借月息高达10%的高利贷以周转，尽管此后偿还额相当于本金两倍，仍无法彻底清欠。于是，涉黑团伙的暴力催债张狂登场。让于欢举起那柄绝望水果刀的，不仅仅是非法拘禁和极端侮辱，也是民间借贷滋生的贪婪与无耻。

于欢一案，将隐于地下N年、始终禁而不绝的民间高利贷恐怖行径，也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日、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困境，统统大白于天下。类似的暴力催债事件，在长三角、珠三角，几乎每天都在隐秘中发生……

苏银霞为什么不向银行借贷，而要主动踏入可怕的高利贷陷阱，甚至有报道说，她本人也涉嫌介入非法集资。那么，这张网究竟有多大？捕住了多少民企？

很多小微企业，在正常融资渠道中走投无路。众所周知，银行钟情的信贷对象，要么是国企，哪怕亏损也不怕贷不到款；要么是长盛不衰的房地产。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要从银行借贷，比登天还难。银行也振振有词，借钱给民企风险太大，一旦欠债不还，法院往往一摊手：执行太难。于是，地下钱庄这个毒瘤，在小微民企旺盛而无奈的需求下，越长越大。在惊人的厚利驱动下，涉黑性质的暴力催债此起彼伏。

那么，面对民间高利贷肆无忌惮的嚣张，一些地方政府和警方何以无所作为？

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上限不是36%吗？而各种高利贷早已严重超出，有法律界人士评价，吴学占从苏银霞手中获取的大部分本息，已是非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然而，接获报案出警的民警，面对催债人的恶劣行径，却极其轻描淡写，“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居然随即离开，置苏氏母子安危于不顾，悲剧于是发生。

事实上，高利贷的获益者，往往不只是放贷人自己，为了保障“非法”生意的安全，这根利益链条常常会把某些官方人士环绕进来。有厚利可图，为“非法”撑开保护伞的那些力量，足以使放贷人猖狂。

民间高利贷侮辱和伤害的，不仅仅中小民企，还有在他们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上勤勉养家糊口的普通打工者，更有正在努力通过脱虚向实、寻找靠谱动能的中国经济。

就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首先回应的，就是金融市场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最大的风险”，他还说，去年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为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所以金融机构还是要着力去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相信正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小企业主，会为总理这一毫无保留的支持感慨万千。而金融机构还能对总理的当头棒喝无动于衷吗？

无数中小民营企业，正在用最草根的力量，拼命支撑起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获得信贷支持的他们，不得不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却成为解决中国就业的最大功臣。据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超过1598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5073万户，从业人员达2.57亿，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创造GDP超过60%，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64%，提供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

如此功劳，值得被全社会尊重，更应得到金融业千方百计的支持而不是歧视。但愿，于欢一案，能提醒中国金融界正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要在已经脱实向虚的中国经济伤口上再撒盐，更不能在高利贷者身后助纣为虐……

于欢一案，受到网络舆论的极大关注。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单条新闻下，评论就超过200多万条，加上其他各大网站以及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上的留言，初步预计已经过亿，创造了有中文网络以来的参与纪录。

民众的广泛参与，表面上是对受侮辱与受伤害者个体命运的关注，实际上是对所有人命运的共同关注。

于欢被判故意伤害、无期徒刑，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们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仅援引刑法第20条，甚至援引古今中外各种案例，相当于进行了一场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原理和历史案例的大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本的疑点逐渐清晰，法律得到了普及。

这说明，全民大讨论本身，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形成，不仅仅有赖于完备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需要形成全民知法懂法的法治共识。法律的条文由立法者根据立法的专业知识，皓首穷经，反复推演而来。社会的法治共识，却需要深入到每个公民的思想意识深处。

通过对此类案件的关注，一个个法律用语不再艰涩难懂，而是跟具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公众不仅了解到法律概念，更重要是明白了法的精髓。尤其是这种普遍关注的案件，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通过对法律概念的了解，形成自己内心的判决。如果大多数人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内心判决”，那就是一种法治共识。

法律并不优先于社会大众而独立存在，法治首先要维护的正是社会共同守护的价值观。如果于欢案的判决确实符合法治精神，就需要当时法官作出明确的专业的法律解释。所以，当法治相关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态度应该端正一点。像济南市公安局这样，发一张驴顶大巴图，配图文字为“世事多奇葩，毛驴怼大巴”，嘲讽公众为不自量力的驴。虽然后来该局称发布者并非民警，是个人行为。这种态度本身，却是对公众试图通过讨论建立法治共识的一种羞辱。

公众的讨论可以业余，法官的判决必须专业，如此方能服众。舆论的关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继山东高院受理于欢上诉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将派员对此案进行全面审查，并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失职渎职行为，依法调查处理。山东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均表示将对此案进行核查调查。

任何人，只要有一颗追求公平正义的心，就不会错过每一件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对于社会形成法治共识，有关机构应当拿出一份比之前的判决书更加专业和权威的意见。

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引发如此之多的公众讨论。

我们暂且将情感因素搁置一边，从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样一个判决，无疑也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认真读完这份24页的判决书之后，作为法律人，案件的判决的确存在法律上的改判空间，我们也相信这个案件将会得到改判。

在本案当中，于欢用水果刀捅伤四名暴力催债人员并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的行为，无疑已经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在于，于欢的行为在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情形下，应当如何追责？

首先，是否存在法定免责事由，也就是是否可以将于欢的行为认定“正当防卫”；其次，于欢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再次，从量刑角度而言，于欢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前两者属于刑法规定的“不负刑事责任”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后者则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形。

结合本案，于欢维护其母、并在警察离开之后持刀捅人的行为究竟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定含义，是本案追责的关键所在。一审判决认为，于欢“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因此不认定“正当防卫”。

那么究竟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是否处于持续状态、是否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以及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我们认为，本案的不法侵害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结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媒体报道的有关细节，自2016年4月14日下午4点多至晚上11点，暴力逼债的八九个人将于欢和其母苏银霞先是限制在公司财务室，在吃完晚饭之后，又被限制在公司一楼接待室。在这个过程中，非法拘禁显然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杜志浩等人对苏银霞的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也处于“正在侵害”。

另外，在警察到现场说了一句，“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随即离开。正是在未得到警察帮助的情形之下，被摁在长沙发上的于欢不堪忍受其母受辱，拿起水果刀捅向了杜志浩等人。故此，我们认为，于欢在警察离开之后，不堪其母受辱，又无法摆脱暴力逼债者的人身控制之后，做出了愤激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同时，从部分证人的证言及苏银霞、于欢的供述来看，于欢的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认定。对于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于欢捅伤了杜志浩等人，归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显然，如果二审法院能够认定于欢行为中的“正当防卫”情形，并在量刑环节认定“自首”，于欢在二审改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欢的量刑的合理预期应当在5年以上10年以下。当然，从严格规则主义出发，二审法院也有必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民意”与“规则”做适当区隔，从而实现对法治的坚守。

于欢是一个22岁的青年，在被“讨债人”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母亲被人当面侮辱的情况下，他心理崩溃，当场刺伤11位职业“讨债人”中的4人，其中羞辱他母亲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前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山东聊城中院认为，虽然“讨债人”限制了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当着于欢的面羞辱了母亲苏银霞，但杜志浩等“讨债人”并没有动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据此，法院裁决于欢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从新闻报道的细节看，于欢刺人事件完全是由于“讨债人”用极端羞辱人的方式逼出来的，拉屎、按马桶、限制人身自由、露出下体往苏银霞的脸上蹭。警察接警来到现场，说了一句话，“要账可以，但是不要动手打人。”转身就走出了门。屋内的于欢眼看警察出了门，心里最后一丝理智崩溃了。

报道中除了高利贷以外，有三个细节值得关注。第一，杜志浩实际上早在2015年8月，就因为开车撞死一名女中学生逃逸，被网上追逃。一个本该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竟然能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恶，警察来了之后也没有过问他的身份。第二，事发后，当地一位企业家被公安局叫去了解情况之后，债主吴占学紧接着就给他打电话，追问情况。公安找谁查案，本来应该是秘密，为什么马上就让吴占学知道了？第三，事发之后，聊城公安局派东昌府分局前来办理吴占学黑社会案件，而不是由冠县自己来办。这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法院以对方没有工具为由，认为没有防卫的必要性，完全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一个儿子亲眼见到母亲受到如此大的侮辱，心灵所受到的重大冲击，以及当时所采取的克制态度。是警察的离开，才最终让于欢崩溃。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尊严和人身安全，拿起刀奋起抵抗。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的因素。

从法理上讲，杜志浩并没有当场毙命，甚至还跟没事人一样，自己驾车前往医院，在医院还跟人吵架。于欢这一刀并不是真正要了他的命，是他自己耽误了自己的救助。法律不应该认为是于欢刺死了杜志浩，他的死，于欢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法律应当是公正的，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吴占学以超过国家合法利率十倍的高利贷放贷，恶化整个县域经济，并用黑社会方式组织逼债，地方政府竟然不闻不问。一个在逃犯，用极端侮辱人的方式刺激于欢，限制于欢的人身自由，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有错在先。于欢有权保护自己和母亲的尊严以及人身安全。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明显过重，量刑不当。

法律不为这样被侮辱与被伤害者伸张正义，反而以无期徒刑再次侮辱并伤害了真正的受害者，就像一出黑色幽默，使法律本身成为笑话。法律的公信力由此而消解，社会的戾气由此而产生。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100个公正的裁决都难以挽回的。

欢快的春光还没停留多久，北京就经历了倒春寒的洗礼。暖气停了，阴冷穿透全身。手脚冰凉地坐在屋子里，我不由得担心起那些开好的桃花。寒气逼人，她们还好么？好在太阳又露脸了，悬着的心总算能暂时安稳下来。

春天适合抒情。春光潋滟，配以温和闷骚的词汇，才恰到好处。时下仿佛流行宏大的词汇，“三生三世”、“四海八荒”什么的，听着感情特别强烈，其实空洞得很，跟粗制滥造的电影电视剧一样，内涵不够，就只好用虚张声势的词语来凑，想来也是煞风景。

闯进这个季节的新闻，一点也不配合抒情的节奏，倒跟倒春寒似的冷。前两天，南方周末的记者披露了发生在去年的一桩血案：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年轻的儿子于欢，杀死了催债人杜志浩。

血案背后，是惨无人道的暴力催债。苏银霞欠了高利贷，135万元的借款，支付了184万元本息，搭上一套70万的房产后，仍未还清。暴力催债开始了，而且不断升级。在于欢举起水果刀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杜志浩等人当着他的面，凌辱了苏银霞一个多小时。触发血案的导火索恶劣无比，近乎不可言说，以至于记者不得不以“脱下裤子，用极端的手段侮辱”这样的描述带过。个中情形，给我这样心肠软的人的冲击，早就到了“四海八荒”的级别。

在这个堪比黑帮片的故事里，两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一个是，极端侮辱发生后，警察一度赶到，但短短4分钟之后，就离开了现场，据说民警当时丢下的话是，“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警方的不作为，几乎点燃了血案的引信。对暴力催债这等事处理得这么轻描淡写，难不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另一个和本案无关，杜志浩曾撞死一个少女后逃逸。这事儿最后私了了，受害者家属通过中间人收到了赔偿金，但始终没见过杜本人，交警的说法是，“抓不到人”。

这其间的暧昧，让人不寒而栗，涉黑团伙在地方之猖獗，也可见一斑。

苏氏母子的遭遇里，可以窥见地方生态的众多切片：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加之贷款难，迫不得已陷入高利贷的泥淖。民间借贷在这种氛围中兴起，绕开法律和规章，在近乎丛林的小环境里，演变成“黑道风云”。

堵门，打人，恐吓，凌辱，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法治几乎被抽空。一个病态、失序的地方若隐若现。如果不是“傍”着点什么，涉黑团伙何以这般有恃无恐？

不少天过去了，西安地铁里的劣质电缆还是让人心有余悸。名不见经传的奥凯公司，一下子“火”得人尽皆知。关于这个谜一样的公司，越来越多的故事被揭露，但外人终究是雾里看花，难以复盘它的发家之路。

但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奥凯不是独自“战斗”。入侵市场的权力之手，倒是早已露出了轮廓。要是没有非市场的力量加持，一个丝毫看不出优势的小公司，能在普遍不景气的电缆行业中，一路披荆斩棘？我连神话ip剧都不追，还能相信这样的“神迹”？

不是所有的恶行都像黑社会一般刀光剑影，但关系到日常安全的时候，谁都深受其害。譬如说承载了几十万市民的地铁，譬如说街边的面包店，出了问题，无数人都会心头一紧。

最近，上海武康路上火得要命的法国面包店Farine被查封了。面包店使用过期发霉面粉，被“深喉”曝光，涉事人已经被刑拘。我拿google翻译查了查，“farine”在法文里，恰好是“面粉”的意思呢。所谓“砸招牌”，原来是这么解释的。哎，你的良心就不会痛么？

说起来，这不过是一桩地方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一个身处北京的人，连这家店的门长啥样都不知道，可仍旧深感痛心。毕竟，对于漂在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面包店、咖啡馆不仅提供食物，也带给人精神上的温暖。如果牛角包里是发霉的面粉，和食物有关的情怀，可不就一下子崩塌了。

据说“深喉”还遭到过威胁，对方称“在上海对付你不过是小菜一碟”。现在看来，威胁失败了。“小菜一碟”的恐吓，估计并不是老板“背后有人”，但我总觉得，面包店敢拿出这份架势，也是依仗了些什么。也未必有什么“阴谋”，或许，只是自己的“网红”身份、往日积攒下的口碑，抑或是监管的盲点。

大大小小的“恶”，多少都“傍着”点什么。傍着缺乏监管的行业和市场，傍着善恶莫辨的地方势力，傍着含混的政治生态，或者傍着某些腐败的官员。把恶行身后的东西“揪”出来，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健康。

好在这个社会还算开放，都移动互联了，恶的尾巴很容易暴露，也容易被注视。你看，纵使是网红店，一下子也能被打回原形。看起来，西安地铁电缆事件依旧余波不断，它身后的那片阴影，早晚会被阳光照到。

昨天一整天，我朋友圈里的法学界、媒体界朋友都炸开锅了，都是因为山东的“辱母案”。虽说杜志浩的后台老板吴学占已经被抓，涉黑团伙看样子是被端掉了，可于欢还是被判了无期。在受害人过错明显的前提下，如此重判，让人感觉正义跑偏了。我想说的是，矫正畸形的地方生态，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该失准。失了公道，还谈什么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