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制度改变中国》一书中指出：制度为什么重要，从根本上说，就是它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减少麻烦。如果制度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不按制度办，违犯了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那么人们就可以对别人如何行事有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期，与他们打交道时就会比较简单，用不着防着这个防着那个，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即使出了问题，有制度可循，有法律可依，就没有什么争议，处理起来比较简单方便。

这里，好的制度的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不是明确而清晰地界定了各方的权利与责任，是不是涵盖了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处理问题的程序。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好的制度的形成一定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修订的过程，因为最初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所有利益冲突，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出事”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原来制度的缺陷，才能不断地改进，不断地使制度趋于缜密，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制度的重要，首先就在于它可以减少扯皮。

但这时就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制度越发达，往往就越复杂，法律条文就越多，弄到一般人都记不住、搞不懂的程度，必须花钱聘用法律专家(也就是律师)来搞清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而因为制度的复杂，法律程序就复杂，往往需要好多人参与，费时费力费钱后不过是解决一个小问题。人们这时就会抱怨打官司贵，抱怨制度不合理，成本太高。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制度、改革制度、完善制度的思路：既然制度的作用在于节省扯皮的成本，制度的发展方向就是进一步降低这些成本，而不是搞出各种繁文缛节，加大大家的成本。节省了成本，就是提高了效率，经济增长就会快一些。另一方面，即增加产出的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提供正确的激励，使人们发挥创新能力，追求更大的新利益。比如，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制度，就可以使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创新，以获得创新的超额利润或额外收入，经济中的商业模式和科学技术，就会不断创新，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有了持久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已经把最近几十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吸收进来，把制度改进定义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第四个要素。另外三个要素是：资源、劳动和知识(有知识和技术附着的资源就演化为“资本”，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就成为“人力资本”)。

体制改革之所以可以促进增长，可以提供“红利”，就是因为它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鼓励创新。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为制度的作用提供了最生动的佐证，充分说明制度改进本身就是增长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