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留学毕业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批科技、军事和外交人才，因而为国内各省所注目，竟相罗致。他们首先为保证船政局需要而留厂任职，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成为监造船舰的工程师、近代中国造船业的奠基人，其成绩最为卓著（如杨廉臣“总司制机”，曾任船政总稽查）。其他留学生有的为各省机器局或船坞所调用，成为其主管人员；有的被派往国外，负责监制国内订购的军舰。不少留学生成为外交人才或从事翻译工作，如陈季同，曾游历欧洲多国，又自学得英、德、罗马、拉丁等文字，尤精法国政治与法律，曾任驻欧6国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与国际知识，晚年回国主持官报局和翻译局，是卓越的外交人才。罗丰禄口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折冲尊俎，仪态安祥”，曾同时担任英、比、意等国公使，还曾任大沽船坞总办。吴德章任驻奥匈帝国大使。王寿昌，曾任船政学堂法文教师、京汉铁路总翻译，还与林纾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闻名于世。陈寿彭、郑守箴翻译西方著作，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做出贡献。从事矿业勘探、开采的船政学生也很多，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等发现福州穆源煤矿，或参加勘探工作，充任矿师。林日章到山东担任铝矿监工，最早主持用“西法”炼银。池贞铨与沈瑜庆创办赣州铜矿。张金生任台湾基隆煤业技术主管。不少船政毕业生和留学生曾分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贵州、山西等地从事煤、铁、铝矿产的查勘、探察与开采工作，开创我国大规模地质勘探的历史。船政学生还参加我国电报、铁路工程建设工作。如魏瀚曾任广九铁路总理；罗臻禄被聘为广东矿务委员，主持全省矿务；郑清濂“熟谙路政，兼精工程艺学”，被派充京汉铁路总办，王寿昌任会办；卢守孟任京汉路行车总管。在20世纪初我国近代工业发展中，船政毕业生许多从事船政、路政、邮政和电政等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一些留学生还有发明创造。如陈兆翱能自造新式轮船，“创制新式锅炉，法人奇之”；又创造抽水机器，改造轮船车叶。池贞铨用白石粉制成耐火砖。介绍西方文化入中国的，除严复、林纾外，还有陈寿彭、郑守箴、罗丰禄、王寿昌等。陈季同突出的贡献是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给西方，以法文翻译《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由上可见，福建船政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包含了轮船的制造与驾驶、人才的培养与应用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讲，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与人才作用的发挥上。教育方面，突出之点在于学习“西学”，接受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实现了由旧学到新学、从“中学”到“西学”的过渡和转变。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西学”（西方科技文化）在当时的确代表了先进文化，唯有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船政有学堂教育、出海实践锻炼，还有派学生留学的举措，其所造就的人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多卓有建树。船政人才的活动领域与贡献范围十分广泛，充分反映先进思想文化对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重大作用。事实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应用，都可以产生生产力，发挥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因此，船政文化既有辉煌的业绩，也有深厚的积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代表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船政文化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先进文化。今天，我们应当探究和认识这一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先进精神，以适应新时期、新条件下的社会需要，发挥新的历史作用。

四、余 论

船政文化概括地讲就是以船政教育、科技为主体的文化以及船政人物所造就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成果。船政教育是船政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仅开出了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之花，而且结出人才培养和实业发展之果，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重要成就。同时，船政教育和船舶制造也产生了科学实践精神、敬业求是精神和团结爱国精神。这种优良的意识形态是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新世纪精神文明。它是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在新生产力基础上孕育出的先进文化。它在问世之初，就产生惊天效应，显示出了强大威力。第一艘巡洋舰下水，国人诧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出坞，“万目共瞻，同声称快”；严译八大名著出版，石破天惊，令世人刮目；林译警世小说，不胫而走，洛阳纸贵。一代新人，锻造着中国全新的生产力；一群新秀，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船政文化由此勃兴，成为世人瞩目的亮丽风景。福州马尾树起了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大纛，令人耳目一新。船政文化新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影响及于域外，其威力足以发聋震聩，惊世骇俗；其魅力已然风靡九州，深入人心。船政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光辉旗帜。我们应当弘扬船政文化精神，建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