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年—1850年）与魏源（1794年—1875年）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者，而且也是我国近代优良文化的代表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率先“开眼看世界”的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都随着时代潮流而前进，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在生活经历，抵抗外敌入侵，学习西方“长技”，筹备海防，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等方面均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经世之学对林则徐与魏源一生事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两人的经世思想，对认识经世思想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船政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共同的经世理念

经世之学，也叫经世致用之学，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等人针对理学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流弊而提出注重实际，一切务实，解决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和作风。林则徐、魏源都出生于乾隆末年，正是“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政治黑暗，赋税负担沉重，人民生活困苦，贪污公行，军备废弛，社会矛盾激化，到处出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来反抗，这种社会矛盾，民族危机，使得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嘉庆、道光间，社会崇尚空洞的学风，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诸多学子多埋头于注经考据，或是著书空言应付；另有士大夫们搞儒学章句集注，或是一心想为官，不肯读书，全力搞交游应酬。针对这种局面，颇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和头脑清醒的官员试图从古老的思想学术中寻找救世良方，于是一股经世思潮就应时而生，方兴未艾。经世思潮，表现在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发展和史地学的崛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或表现为经世实务主张的提出。乾隆时期就出现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祖师庄存与，他主张“研经求实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1）”，反对脱离实际。他的外孙刘逢禄发展了庄氏主张，使今文经学形成一个学派。刘逢禄着重研究《春秋公羊传》，承继公羊学家着眼现实，主张社会进化的思想，提倡社会变革，认为“天下无久而不弊之道，穷则必变，变必反其本”（2）。但刘逢禄阐述的经世变革思想还是初步的，继之而起的龚自珍、魏源更是借助于今文经学大抒经世之志。

魏源与龚自珍同出于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家刘逢禄的门第，龚自珍主张联系现实，提倡通经致用，为文多以政治观点而发，富有战斗性，堪称“开一代风气”的今文经学家。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强调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他极力提倡“更法”，“改图”，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时以奇才名天下者，一为龚自珍，一为魏源。魏源还跟过力主究心经世之术的汉学家胡承珙探究汉学、诗义；还曾向论事必行，学以修己的经世今文大师，人称镜堂先生的姚学塽请教宋学；他通过猛攻经史吸收经世的精髓，不断充实自己。更加上成为知己的一贯留心于经世之学，遇事激昂奋发的姚莹；还有博研群书，足迹半天下，生平尤笃风义，喜振拔孤寒的邓湘皋。魏源能从各色人物中兼收不同的思想养份，从而坚定了他的经世主张和治世的实践。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七年的求学中，在经世大师郑光策老师的教导下，立定志向，博览群书。郑光策平时“留心经世之学”（4），郑光策经常向学生强调“不已”的进取精神，并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5），梁章钜祖居长乐，清初迁至福州屏山山麓的赛月亭，和林则徐毗邻而居，他是“书香世业”的家族。郑光策是他的老师，又是梁的岳父，林则徐又是梁的同学，关系非常密切。梁章钜曾提到：“究达素心共，惟君情最深。”（6）他们在师业的渲染下具有共同的“经邦济世”的理想。林则徐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谈到林雨化（希五）的高尚品格。林希五与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真率会的主要成员，林希五任过宁德教谕。他为人梗直，因抨击当时福建按察使钱受椿贪污而惨遭迫害下狱，后受迫害被遣戍新疆。钱受椿还要强迫希五认罪，扬言只有认罪，即可“出狱”，遭到有骨气的希五坚决拒绝。他为此写了《辨惑》一文：“予以自为谋者，道义之守也。利害吾不敢知。吾所知者道义而已。”“盖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险，侥幸有宁死而不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7）他曾对学生强调“学先辨志”，并身体力行，辨志守道，坚守信念。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跟父亲参加同里每月一次的聚会。这里耆宿和名流群集，在坐的就有林则徐慕名已久的林希五先生，其言谈给二十一岁的林则徐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去见希五，不料希五竟将文集交林则徐阅读并请作序。林则徐“袖归卒读之，漏下三刻，反复若不能已”（8）。其中，林希五为人处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打下烙印。林则徐称：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9）。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儒家优良文化的传统和道德力量，在少年林则徐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

在鳌峰书院掌教的陈寿祺（1771年~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闽县人，进士出身。道光二年主鳌峰书院。他进一步发展了郑光策的经世办学的思想，提倡“儒者穷经将以致用”，指出：“平日探索典训，辨核是非，讨论古今，通知时务，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也。”陈寿祺教育学生读书，不但要读“四书五经”之书，而且“经解策问尤皆诸生所当究心。”他把明末顾炎武的《天下群国利病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历代名医奏议》都作为学生必读之书，并认为“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10）。寿祺主掌鳌峰时，林则徐已离开，但林则徐在14岁时就通过其父林宾日认识了比他大14岁的陈寿祺。日后，他们交往密切，共同探讨政见，抒发抱负，志同道合，成为忘年之交。陈寿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早年对林则徐起了启发的作用。林则徐在诗中曾提到“束髻读公文”，证明林则徐在少年时代曾读过陈寿祺的文章，并深受影响。当时鳌峰书院的山长陈寿祺曾写过《知耻谈》、《义利辨》、《论科举》等作为书院的范文，也作为诸生行为的准则。尤其《知耻谈》特别强调“重廉耻而敦礼让，廉耻重而后有气节，礼节敦而后有法度”（11）。《义利辨》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也”（12）。这种义利统一观，正是经世派的主张。陈寿祺反对专门利己，认为专门“利己必至害”（13）。他要求学生立世行事，做到富不能淫，威不能屈。后来林则徐从政的种种表现，利他的高尚思想，都可以看出以上前辈和同仁对他的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