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

央广网北京10月2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报道，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看到一封1929年9月由中共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影印件被陈列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馆长曾汉辉说，这封信对古田会议的召开至关重要。

曾汉辉告诉记者：“没有这个九月来信应该说古田会议还会推迟，因为没有统一的思想，那么可能还在争论中，九月来信提出了我们建军一些原则性问题，确定毛泽东仍然为前委书记。

从1929年2月到9月，在半年多时间里，从中共中央到红四军前委，对于怎样在红军中加强党的领导，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可贵的变化，既得益于毛泽东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不懈坚持，也得益于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的领导人在重要历史关头表现出的过人勇气和胸怀，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内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决策机制。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城骄阳似火，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由于朱毛两派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争执不下，陈毅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身为军长的朱德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派陈毅从苏区前往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朱德元帅嫡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介绍说，陈毅同志走了以后，毛主席也离开了红军，实际上红军党的领导这方面是削弱了。当时爷爷是临时兼任前委书记，他当时又打了一仗，结果情报失误，这场仗打的很不顺利。

战场失利、士气消沉，血的代价教育着红四军官兵。古田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游宝富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朱德在内的很多的红四军的指战员们发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领导，一离开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就会吃败仗，朱德也感觉到自己一个人要领导好这支部队确实比较困难。

1929年8月，陈毅经香港乘船抵达上海，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党中央。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刘正斌介绍，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陈毅向中央口头汇报了红四军的建设发展历史以及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化过程。当时他的观点和毛泽东并不完全一致，他实际上想采取调和的方法来调解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偏见，但他在汇报中丝毫不带个人情绪和偏见，给中央提供了非常客观详尽的真实情况，这充分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家的胸怀和品质。

陈毅介绍的情况，让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人深受启发，他们要求陈毅把口头报告写成书面材料，对红四军党的建设经验再做一次深入梳理。

陈毅元帅长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告诉记者：“他把自己关在住地，就写了好几份文件，虽然那时候他不可能带很多很多文件在身边，但是他凭着记忆，又年轻，所以都记得好清楚，周恩来同志看了非常高兴。”

只用两天功夫，陈毅便一口气提交了5份书面材料。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份是《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让周恩来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感到，必须重新认识红军中的党建工作。中央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明确消除红四军内部的矛盾纠纷。

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原理教研室主任李文武介绍说：“周恩来当时就对陈毅说，你写的报告我看了，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的确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

1929年9月，周恩来郑重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特别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在红军中加强党的领导，以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思想，并且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褚银：“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不久后召开的古田会议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和胆识。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刘正斌：“当时周恩来也很年轻，血气方刚。当他认识到来自红四军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探索是对的，就勇敢地纠正了自己原来的错误认识，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在1930年的1月份，新创刊的《中央军事通讯》转发了陈毅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周恩来给他加了编者按，对红四军党的建设、筹款、建立根据地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要求各地红军都要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九月来信的精神传回闽西苏区，给正在挫折中焦虑徘徊的红四军官兵校准了前进方向。朱德军长带头明确表示支持。

朱德元帅嫡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告诉记者：“因为爷爷多次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九月来信，所有不符合九月来信的那些他全部收回，热烈欢毛泽东同志回四军工作。

陈毅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真诚表示：“我们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党对红军的领导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工作系主任杜中武认为，从党中央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到“九月来信”，从错误要求朱毛红军分散活动，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等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革命和军队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从极端民主化引发的争论，到科学的民主集中制逐渐成熟的过程。事实证明，只有襟怀坦荡、无私无畏，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我们的决策科学正确，也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